陈自榆

  《明史》称赞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字平侯，号西洲。原琼山县府城东厢攀丹人，生于明成化七年（公元一四七一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家庭是衣冠望族。少聪敏，博学能文。弘治十一年（公元一四九八年）九月领乡荐（举人）第二名，十五年登进士第，授户部山西司主事。因葬父在家守制，不能赴任。守制满，又因逆臣刘瑾擅权，谢病不出。接着又再因奉侍母老，也不出。在家共做二十年白身进士。

正德十五年（公元一五二〇年），唐胄认为琼山的文教之盛，人才之多，同洪武初年赵谦任琼山教谕，创明理学，垂教琼台，都有密切的关系。于是，他到府城南街六角井旁边，重修赵谦墓，刻碑留念。时人评此是唐胄表彰先哲的美事。他爱好著述。正德十六年（公元一五二一年），著成《琼台志》二十卷，《琼州三祠录》三卷。还有出仕以后著有《江闽湖岭都台志》、《广西通志》、《西洲存稿》和《海琼摘稿》六卷等书。唐胄认为琼山是南溟奇甸的重点县，要不断培育人才。给国家输送人才。便亲自在府城东厢河边建书院一座，培育出很多文人智士。当时，州参议张简喜出望外，为之题名养优书院。后来，州按察司副使王宏，改名西洲书院。迄今，攀丹里中还流传着赞颂这座书院的诗云：

人之重书院，莫如唐西洲。

书院几千万，至今名不留。

西洲置书院，此名足千秋。

西洲名不朽，何为名养优。

王宏有卓识，迥非张简侔。

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唐胄始赴诏为户部河南司主事，常以已故的叔公监察御史唐汝济关于“新任如处暗室，轻动必有触损，久坐自明”为训戒，深入调查研究，证实当时的苏杭织造办不好，是由朝廷屡次派往的内臣作怪，便上疏谏止，并疏请揭露内象，打响出仕建功第一炮，表明自己不是随波逐流的寻常人物。宋朝灭亡，琼管安抚使赵与珞孤守琼山县海口白沙口，外无援兵，内无添粮，奋战拒降，成为最后一个死节之臣。唐胄认为此事应该传颂千古，又上疏请谥立祠，赢得先贤的高度赞扬。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三年），唐胄任广西提学佥事，跟后来任云南提学时一样，“定功程以严考课，颁训令以谨率由，申礼教以正人心，禁干谒以端士习。”严格督导师生，都以身教为重，风气为之一变，令人佩服。为了开化猺族，他还亲自说服猺族家长送子入学授书，做出了很大贡献。

嘉靖五年（公元一五二六年），唐胄升任云南按察司副使，做到了很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声名很响。开始，他备兵金腾，饬号令，治军旅，使境内很快地安宁无事。土酋莽信横虐，官兵力不能及，是唐胄亲自选派壮士用计擒捉，并捕同谋者八人归案，一律严处极刑，使庶民拍手称快。后来，保山县令赵九皋目无法纪，勾结逆贼刘七余孽，鱼肉渔民，郡县无法制服，唯有唐胄能够把他们抓来坐牢。赵九皋坐盗钱粮，罪加一等，便斩其首示众，余孽溃散，使渔民安居乐业。木邦动兵争地，越演越凶。镇巡引以为忧，准备调集大批兵力围剿。唐胄说：“先礼后兵，向来有王师可法。吾且以理谕之，若无平服，再调集兵力剿灭，也不为迟。”他讲到做到，立即派人向木邦指出：“你先世得地，重受国恩，今不知足常乐，还要狂妄动兵争地，难道无畏王朝兴师剿灭吗？”寥寥数言，木邦听罢，无话可说，只是唯唯称是，帖帖服服的停兵献地，使镇巡非常钦佩。

唐胄的先祖唐谊方，做过州训导，后来居家病笃，在任监察御史的侄儿唐舟，修书回家问安说：“乍闻病笃，侄儿不能分身奉侍，殊感内疚。又因所得俸禄不多，不能资助疗养，实属不孝之极。仰望宽恕，恭候福音。”唐谊方得书，不但没有见怪他，反而用诗勉励他，大书特书一句云：“莫忧吾有疾，且喜你无钱。”这是唐胄的先祖告诫后裔为官清廉的美德。此事虽然隔时已久，而唐胄记忆犹新。一次，他任云南右参政，上京表贺，都邑均按照旧例送来许多贵重礼物，他都一一拒绝。既到京，他也不给权贵送礼。但凭两袖清风，上疏请崇圣德，帝嘉纳之，还升他做云南右布政使。至解任时，离开云南，珍宝之物，一无所取。任内储存的一切资财，全部造册移交，专候来者接管。当时，有位下属对他说：“自古以来，多少寒士出仕，后来都是满载而归，布政使今天却分文不染，不是太傻了吗？”唐胄严肃地答道：“大丈夫之为官，应以天下为已任，忧国忧民。不能见利忘义，置群众于度外，自享荣华。”

唐胄施政的威望很高。嘉靖十一年（公元一五三二年），唐胄去到广西任布政使时，发现古田凤凰寨韦贼大肆抢掠民财，郡县不能制止，官吏惊惶万状，唐胄则不慌不忙，仅派古田县令刘朝辅前往宣谕说：“凡吾所辖地区，不准扰乱治安；天兵所到之处，不准肆意干犯；归顺才是上策，不准负隅顽抗。”韦贼得谕，知道刘朝辅是唐胄派来的使者，不禁惊喜交集地问：“这位布政使果是以前叫我子弟入学授书的那位提学副使唐胄吗？”刘朝辅答道：“是的，请你服谕为妙！”韦贼听罢，不假思索地说：“布政使唐胄大人在上，小弟自然惟命是从，决不逆谕！”于是停止抢掠，境内安宁。

唐胄性格刚直，办事秉公。就使有失权贵之尊严，他也无所畏惧。一次，他任云南提学时，土司凤朝文作乱，寻甸军民府安铨跟他举兵合犯云南。这时，正好右佥都御史欧阳重巡抚到此，并兼提督军务，态度非常傲慢，三司也非常怕他。每当迎接、参见和议事时，都是慌忙下跪，表示奉承。唐胄不失提学的尊严，看不惯，不下跪。同时，也不愿跟这些持权吓人的庸俗之辈混在一起，便向朝廷申请辞职。嘉靖皇帝知道唐胄一贯刚直秉公，不但不批准辞职，反而提升他任云南右参政，欧阳重不奈其何。又有一次，他任广西布政使，目睹靖江王府宗人受封辄请补禄。他反对说：“靖江一府这样做，月补禄米不外八千石，合众藩计算就多得很，这还得了！”便上疏请嘉靖帝革除此弊。嘉靖帝采纳了他的疏请，并通知全国制止。

至嘉靖十三年（公元一五三三年），唐胄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还敢于创建新事业，为群众谋求利益。巡抚南赣、汀漳时，看见该地经济贸易条件差，生活秩序也不好。便决定在赣城开府，而嫌赣城卑小，不能显威。于是，大募民工，增筑城楼雉堞，扩大规模建设，形成庶民商贾的聚会之地，使赣城更加繁华。治军则大兴条例，著偿格，定纪律，奖罚分明，官兵帖服。并派军旅分驻临江、吉安，形成缓急可倚之势，使东南府治境内，非常安宁。下半年，他巡抚到黄河河套一带，触目尽是常年水灾冲积的污泥，变成大一片荒原，耕作不得。唐胄亲自带领一些部属，不断寻找黄河故道，充分发动农民挖沟开渠，疏导水灾。并把污泥积成的大片荒原，通知农民免税耕种，这是唐胄为国为民为世永利的一项重大措举。当他被调动而离开这个地方时，庶民工商无不夹道欢送，攀辕恋别，去之愈久而怀念愈炽。因此，群众希望他永生不死，为民请命。

正当嘉靖十四年（公元一五三六年），唐胄被升任户部左侍郎以后，适安南弗靖不贡。嘉靖帝决定兴师问罪，将帅受命，兵饷已集。群臣为帝威所慑，不敢非议。唯唐胄以一贯遇事敢谏的姿态出现，竟上疏力陈不可。不可的大意是说：“今安南弗靖，想贡不得，非不贡也。”又“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藩篱。北顾方殷，更启南征之役。”或有不测，“谁任其咎？”且“安南道路险阻”，“得地不可郡县”，“古帝王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训。”他有异议，正是因此。嘉靖帝得疏，阅后深知有理，才把征讨作罢。随后，派使前往宣抚，安南便不战而服，依旧入贡。然而，唐胄竟因疏谏得罪而令人遗憾。原因是，嘉靖十七年（公元一五三八年），帝欲尊献皇帝明堂享礼，授意给掌管大权的夏言办理。夏言认为旨意欠妥，不敢提交廷议。帝有愠色，责备他说：“尊皇考明堂享礼，有何不可？”夏言不敢答。这时，大臣严嵩曲迎帝意说：“严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则谨遵典制，上疏力谏，陈说不可。群臣知道这样逆旨的疏谏是危险的，都为他提心吊胆。果然，帝得疏大怒，竟把他押入牢房，加施刑杖，削籍归田。

然而，唐胄美德昭昭，苍天不忍遗弃。才进入同年冬季，嘉靖帝便召开御前会议，体谅到唐胄的一片丹心，立即赦了他的疏谏之罪，起复了他的冠带。群臣为之庆幸，庶民商贾为之欢腾。但是不幸，他已在家病笃不能奉诏回朝，官场趣事本来如此，他也并不冤怨。这时，唐胄已经六十九岁。长子唐穆，戊戌科进士，授礼部主事。次子唐秩，通内典，授太常寺博士不就，已在淮安途中去世。三子唐稼，县学弟子员。临终前，他给唐穆遗书《十戒》，大意是讲为人做事之道：要忠诚孝友，莫惹私怒；要秉公办事，莫贪意外之财；要忠于职守，不搞阿谀奉承；要体恤民众，莫尚浮丽奢华等等，垂教后人。书毕，卒于嘉靖十八年（公元一五三九年）农历四月十三日。隆庆初奉诏抚恤，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赐祭墓于琼山县云龙区陶公山潭缉之原。户部尚书王宏诲撰神道碑，还有广东按察司左参议夏道南奉诏谕祭。其文曰：

隆庆元年丁卯夏五月十八日，皇帝遣广东按察司左参议夏道南谕祭都察院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唐胄曰：惟尔名著甲科，养终丙舍。初分司于郎署，旋提学于士林，由副使以任闻。藩甸宣绩，懋擢副都而佐户部政事。疏陈庙享力争，勋贵为之夺气。明堂礼议宸衷，谅厥孤忠。乃始宥之以容谏臣，继宠之以复原职。情殷待用，天不慭遗。弥切悼伤，特颁恤典。尔灵不昧，尚歆服焉！

唐胄墓至今犹存。他的后裔，现在准备重修。意示“已朽者人，弗朽者德，郁郁佳城，过者其式”。教人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