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广宇  何海霞

攀丹村位于海南第一大河——南渡江边，古代攀丹村的唐氏家族贤人辈出，名震一方。仅明代，唐姓就有6人考中进士，其中有两对是父子进士，他们分别是唐舟和唐亮、唐胄和唐穆。他们当中，又以明代户部左侍郎唐胄的名气最大，青史留名的他不但在家乡设书院办教育，还编修了今天人们研究海南历史时，查阅得最多、引用得最多的《正德琼台志》。

唐胄（1471~1539），字平侯，号西洲。海南琼山（今属海南省海口市攀丹村）人。明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二名，弘治十五年（1502）会试夺魁，任户部山西司主事。后历任员外郎，广西提学佥事、云南金腾副使等职，再擢云南右参政、右布政使。弘治十一年（1532）任广西左布政使，翌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仅半年改任山东巡抚，时黄河泛滥成灾，其千里跋涉寻觅黄河故道，疏通三郡水，引灌荒田，变患为利，并发耕牛、种子，鼓励垦荒，发展农业，政绩显著。弘治十四年（1535）转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次年春调任北京户部右侍郎，秋转为左侍郎。时安南(今越南)遣使告莫登庸篡权，世宗欲发兵征讨，唐胄疏陈7条理由，竭力诤止。弘治十七年（1538），世宗决定以生父“献皇帝”入祀明堂飨礼配上帝，唐胄冒死抗疏，被捕入狱，拷掠削籍归乡。是年冬获赦，次年病逝，隆庆元年（1567）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赐谕葬。

对于海南历史名人的关注，笔者感觉以往对于其在政治上的成就及意义关注过多而忽视其他内容，如冼夫人、丘濬、海瑞的研究，都有这个嫌疑。

具体到唐胄本人，虽然曾官居户部左侍郎，但笔者认为，他的学术思想更值得研究。

首先，据《广东通志》记载，唐胄幼年聪颖过人，博览经史。在乡试和会试中，唐胄都获“礼经”第一名，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经魁”，才名远播。但在他的一生中，却有20年未曾致仕，这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异数。唐胄去官回家的原因是为父守孝，而作了20年白衣进士却可以说是唐胄自己的选择。一般说法认为，唐胄在守孝期满后是因不满刘瑾专权而称病不出，刘瑾倒台后又以母亲年老，请求要为母养老送终而不做官。上述说法一是反映了唐胄的正直，二是反映了唐胄的至孝，笔者也无异议。但除了这两个方面，对唐胄的学术情怀进行考查发现，对学术的追求大于仕途的追求是唐胄甘愿赋闲在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唐胄的所谓“赋闲”并不闲，他洋洋50万言的《正德琼台志》就是最好的证据。在家乡的20年间，唐胄广泛收集海南地方文史资料，笔耕不辍，最终在正德十六年刊行了这本地方志。从《正德琼台志》的内容看，涉及海南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户口、田赋、城乡、学校、兵防、流寓、黎情、风俗、艺文等方面，在海南志书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部地方志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都十分重大。《正德琼台志》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然资源资料：该书对海南岛的自然资源记录十分得当，详略分明，准确反映了当时海南岛上的动物、植物、矿物、药物等资源的分布。这些记录不仅为了解和研究当时海南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而且通过与当今的调查材料进行比较，可以分析从古至今海南一些自然资源分布、数量等的变化，从而为研究地理、气候等变迁提供直接的帮助，也能为研究海南农业、手工业等的变化提供材料，为社会史的研究做出贡献；

二是人口地理资料：自《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方志都记载人口统计资料，为研究历史人口增减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关系，以及人口地域分布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德琼台志》罗列了自汉到明代海南人口划分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乐十年（1412）、成化八年（1472）、弘治五年（1492）和正德七年（1512）五个时段，为已有方志中所未见，是一个独创。因为以前记载人口最详的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也只列开元和元和两个年代的人口数，《正德琼台志》比它更为完备。

《正德琼台志》永乐十年（1412）人口分列“黎”与“民”（汉）统计，反映海南人口民族结构。从《正德琼台志》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及其内地，黎族比例最低，西北部由于历史条件影响，黎族还有一定数量分布，而中部和西部，已基本为黎族所居，这奠定了今日海南民族分布格局的基础。

三是保存了大量古越语地名：海南黎族前身为古越族，使用的古越语今属壮侗语族黎语支。在地名上反映这种语言特点，这类地名被称为古越语的活化石。在《正德琼台志》各州县地图和关于山川、聚落条目中，汇集了大量古越语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地名，但实际两者混用。《正德琼台志》里保存的大量古越语不仅出现于海南，还出现于雷州半岛和广西，显示了海南黎族与大陆居民，尤其是壮族，有深厚地缘、族源的关系。

如此内容丰富的一部志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势必要进行长期、细致、艰苦的实地调查以及对典籍的校验。能够完成这一部鸿篇巨制，一方面证明了唐胄的学术才能，另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唐胄拥有十分崇高的学术追求。因为作为志书来讲，成书十分不易，尤其是这样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庞大、学术价值与成就极高的志书，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艰苦的实地调查。这种田野调查，不仅要求写作者拥有较高的学术才能与细致的分辨与记录能力，更要求其以崇高的学术追求与学术理想作为精神支柱才能完成。因此，唐胄写作《正德琼台志》，绝不是因为赋闲在家偶有兴致之举，是经过长期学术思考而做出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在唐胄甘愿20年去官居家的原因中，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不愿重回官场而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其中之一。

其次，从唐胄的诗文集来看。诗以言志，唐胄的诗文内容比较复杂，其中的确存在大量与爱国、忧民相关的内容。但从他的诗文也能看出，他一生对南宋道家学者白玉蟾的道家思想极其推崇，酷爱白玉蟾的诗文。而且，唐胄的诗文里也有多处表现出对家乡的热爱。这些与他的《谏讨安南疏》、《明堂享礼疏》、《重建儋州学记》、《重修万州儒学记》以及相关治黎的文章进行一个相互印证可以发现：作为在一个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封建官员，唐胄有着对于封建正统的维护，也有着高超的政治才能。不过整体上，唐胄更为追求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这其中有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在内。但是，唐胄对学术与教育的热衷与追求也是重要因素，因为学术研究本质上要求的是一种淡泊与宁静，至少在个人的心理素质上应当如此，才有可能进行冷静的思考，并且不畏艰苦，最终取得丰硕成果。

因此，就笔者看来，唐胄在学术上的追求大于他在仕途上的追求。作为传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他曾经也在入仕与学术之间有过动摇与挣扎，但是对学术的热爱最终使唐胄决定首先完成自己的学术梦想。所以，20年的白衣秀才生涯中，促使唐胄安于平淡的应当是他的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