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振卿

提要：唐胄，字平侯，号西洲，海南琼山人，博通经史百家，著述颇丰。他作为海南贤人，居家20年，致力搜集地方文史，撰写刊成《正德琼台志》。《正德琼台志》的体例完备，为海南诸志之典范；直书重教，以儒学为宗；考辨详实，阙疑有度，其学术价值应该受到重视。总之，《正德琼台志》作为海南方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志书，其学术价值不容否定。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其学术贡献、彰显其学术地位，这才是对先贤硕儒的最好回报。

关键词：唐胄；《正德琼台志》；方志

唐胄（1471～1539）字平侯，号西洲，海南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攀丹村）人。幼时颖慧聪明，博通经史百家。明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二名，弘治十五年（1502）会试夺魁，任户部山西司主事，后历任员外郎，广西提学佥事、云南金腾副使等职，再擢云南右参政、右布政使。弘治十一年（1532）任广西左布政使，翌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半年改任山东巡抚。弘治十四年（1535）转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弘治十五年（1536）春调任北京户部右侍郎，秋转为左侍郎。时安南（今越南）遣使告莫登庸篡权，世宗欲发兵征讨，唐胄疏陈7条理由，竭力诤止。弘治十七年（1538），世宗决定以生父“献皇帝”入祀明堂飨礼配上帝，唐胄冒死抗疏，被捕入狱，拷掠削籍归乡。隆庆元年（1567）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赐谕葬。《明史·唐胄传》载：“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其著述颇多，有《江闽湖岭都台志》、《琼台志》、《广西通志》、《西洲存稿》以及他精选白玉赡诗文名《海琼摘稿》，还有后人辑其诗文《传芳集》等。唐胄作为海南贤人，明晰志书的教化作用，正德五年（1510）以母老乞终养，从此居家20年，致力搜集地方文史，撰写刊成《琼台志》。故本文以《正德琼台志》为中心，谈谈其书的学术价值，以求正于大方之家。

第一，体例完备，为海南诸志之典范。关于海南志书，我们在先贤的片语可以得到些许信息：“唐人称郡僻无书，至宋《琼管志》、《万州图经》，元人又不能蓄。”也就是说关于海南的志书，到元代才有《琼管志》、《万州图经》，可惜此书经过元代的流传，到明代难得看到：“缘唐宋古志无征，而国朝旧志亦多蛀落，乃广搜博采国初谪宦，诸老儒之家，存有残篇遗集，而滥及不禄。”王佐作为海南名士，想撰写《琼台外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没有刊刻，当然流布不会甚广。唐胄的明《正德琼台志》，就是以王佐的志书以及当时唐胄可以见到的关于海南的各种书籍，编撰而成。此书于正德十六年（1521）刊刻，包括郡州邑疆域图、郡州邑沿革表、沿革考、郡名、分野、疆域、形胜、气候、山川、土产、户口、田赋、乡都、桥梁、公署、仓场、盐场、驿递、铺舍、学校、社学、书院、兵防、平乱、黎情、楼阁、坊表、坛庙、寺观、古迹、冢墓、职役、秩官、破荒启土、按部、明宦、流寓、人物、纪异、杂事、文类、诗类等共44卷。这些分类基本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虽说在具体类名上分类不太清晰，由于在当时缺少有关海南地方志书的体例参考，所以因为不可多得的志书。此书后来备受关注，如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广东七种明代方志书中，就选用此志书。同时，在一些方志词典中，此志书也常被征引。而后万历《琼州府志》在内容上以《正德琼台志》的各志的具体内容为基础。如，万历《琼州府志》共12卷12个类目，分别为：舆图志、沿革志、地理志、建置志、赋役志、学校志、兵防志、海黎志、秩官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等。仅从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类目看，万历《琼州府志》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正德《琼台志》很繁杂。那么再把万历《琼州府志》的12个大类目细化可知，此书与《正德琼台志》的关系：如万历《琼州府志》“舆图志”下“绘境内郡州邑疆域图”，就是正德《琼台志》中“郡州邑疆域图”。 万历《琼州府志》去掉“郡州邑沿革表”，并且删“沿革考”为“沿革志”。可见万历《琼州府志》把《正德琼台志》为底本该删而成。

此书在体例上在每一部分均有解题之说，每部分均有注解和考辨之语，而这些解题内容，不仅说明此书体例清晰，而且也足能体现编撰者的水准。如卷三十四“流寓”条下“谪寓”曰：“以琼土远隔，而罪放必置，固宜。若忌贤而亦必甘心于此，吾恐敦仁者虽九死不恨。或又千不还者，则国能不因之以珍萃乎？余尝读王桐乡《苏公载酒堂记》，有曰：自先生来此，则知元祐之变为绍圣；又李、胡、赵三逐客过此，则知绍兴之终于南渡。未尝不为之三叹息也。故摘历代谪贤为此条以示威。后之君国者，其自养国之元气，而毋使伤；辅人之国者，其笃君之念，毋私已而蹙人之国脉也哉。”书中时常有唐胄的注解之词，如卷八“土产上”条下“谷之属”中的“占城稻”注曰：“宥数种，性耐水。择高而田，五六月种，七八月收。有播种六十日熟者，谓之六十日。即宋真宗遣使取种占城，分布江淮诸处者。”编撰者通过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如卷十一“田赋”条下“土恭贡”中载有：“元贡，琼州拔蓈子十斤。”唐胄按：“拔蓈子海南无此名色，意识只是槟榔，顺胡音作字。而《永乐志》以为巴豆。今考《本草》，拔蓈形扁，可药鱼。今巴豆土人虽用药鱼，而子圆，《外纪》注恐是。”唐氏本着事实求是的原则，对此作考察，足见其学术教养。正如唐氏在体例中谈到：“沿革既仿《史记》作表，括要而考，复逐注辩者，以《旧志》、《外纪》沿祖他书，故极证以合乎史尔。”

唐胄对此书的编撰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志，史也。例以史而事必尽乎郡，故以《外纪》备旧志，以史传备《外纪》，以诸类书备史传，以碑刻、小说备类书，以父老绉尧备文籍。如地切倭、岐而述海盗、黎情之详，急讨御而具平乱、兵防之备。隐逸附于计旧，不遗善而且以诱善；罪放别于流寓，不混恶且因以惩恶。田赋及于杂需，额役以书民隐；纪异及于灾异、祯祥，以显天心。首表以括邦纲，殿杂以尽乡细。非徒例史以备事，而且欲微仿史以寓义。”正如王佐《东岳行祠会修志序》所说：“自郡县建置沿革至于山川、形胜、军卫、城池、学校、人物、户口、贡赋等事，与凡事有关涉风化、利益军民者，一一修举，俱要事无遗漏，人无遗憾，为一代全书，以副郡守朝夕忧勤报国之心。”唐胄对志书中的图表也有自己的看法。图表作为方志的重要体裁形式，在方志中起着文字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图对客观事物进行描述和解释，并向人们提供某一地区的整体形象和其他各方面的明确信息，是中国方志的一大特色。历代方志的编纂，一代盛于一代，图表的重要作用及其史料价值，始终为修志者所称道，论述也更为丰富：“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则大司徒职方司金所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则小史、内史之所掌。盖图者，志之权舆，志则济图之不足，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表也是这样，唐胄仿《史记》的体例，列“沿革表”于“沿革考”之前：“表郡表邑于其前，复按表标叙州叙县于其后，使重图籍者，一开卷之间而吾郡千百年之颠末指诸掌矣。”    

第二，直书重教，以儒学为宗。地方志在编写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编撰者对地方人物的关注，总要有自己褒贬的评价准则。唐胄认为志书中的人物不应有编撰者的主见，而是勾勒人物的主要事迹，让读者去评说：“官守见任与见在仕途者，但书履历，不敢辄加褒贬。本土人物见在者亦然。”唐氏秉笔直书的笔法在此书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重教是志书的一大关键，因为地方志的修撰主要在于教化人民，有利于政教，唐胄在编撰《正德琼台志》中指出：“丁粮，民治之要，古人入关而先收图籍者以此。今于户口、田赋独不厌繁者，体孔孟式负版，叹去其籍尔。”同时，在文章的采用，唐氏也重视“文字惟贵事理纯当，故有全取，有节取。”如，在明宦中对官宦的记载中，提出以“有功德超等者，即进之。稍劣者，只于本门名下，随著所善。”唐氏所载的功德超等之人的目的是教化民众。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地方志由政府组织当地的知识分子纂修，因此从体例到内容无不浸有浓厚的儒学色彩。志书体现“独取彰善，以志不朽”之意，即，方志之记载厚善薄恶，主要是为后人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方志此种特殊体例与儒学重视的道德教化不谋而合。《正德琼台志》中用五卷写人物，分为：明德、孝友、义勇、卓行、儒林、文学、隐逸、进士、乡举、岁贡、贤良方正、经明行修、诸科、封赠、荫叙、吏员、艺术、杂技、列女、仙释等。其中最具榜样教化作用的是明德和列女两类，因这两项是百姓日常生活中可以触摸到，最容易被百姓模仿践行，从而切实起到教化之作用。尤其是 “列女”条，其中载“旌节”五人、“死节”十一人、“守节”十九人、“孝义”四人，可见守节之事受到到时的重视。在“守节”后唐氏指出：“士之廉，犹女之节。士尝学问，知义理，犹有以失守败者，而妇女辄易之，岂不谓难？但近日州所呈报太多，若如古人以女不履二庭不为异而不书，则又恐读者未终卷而思睡。今特略纪近所知者数人，即宋陈耆卿所谓举一妇而余可概推之意也。”因为明代自正德后，士人对妇德的看法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唐胄以程朱儒学的妇女观看待当时社会的妇德，其实质是对程朱儒学的推崇。

第三，考辨详实，阙疑有度。方志是关于地方的资料汇编，可能史料的真实性不太讲究，但是唐胄则不然，对史实很关注，能明确史实的，按史实载入，要是不太明确的，采取阙疑的态度。如，关于王佐的珠崖自汉元之弃，至梁大同五百八十年，而后内属一事。唐胄认为：“珠崖弃后仅八十六年即复郡县，所据以无疑者，史也。然所以以启桐乡之疑者，亦史也。”都是根据史书记载的内容，但是结论则不一样，这涉及到怎样对待史书。唐胄认为：“其初环海以为郡县，多中土之流寓与近州县染化之人，即初元之议或可守者，故乘建武交部之定而即内属。”“是则珠崖之弃凡五百八十年而后复，斯言施于郡县固不可，若施于峒黎则无不可矣。公之言，盖少失于混而无别耳，岂可尽非也哉。”可见唐氏认为把史书记载的事实要辩证的对待。

此外，《正德琼台志》中载有：“陈孚，琼山人，尝从郡守建阳宋贯之学，得官以归。由是乡人慕之，始喜习进士业。琼人举进士，本孚始。”唐胄认为“贯之”之“贯”，恐“守”字之误。而《万历琼州府志》中记载：“陈孚，琼山人。宋庆历间（1041～1048），尝从郡守建阳宋贯之学。是登第，乡人慕之，始习进士业，琼人举进士自孚始。被祀为琼州府乡贤。”可见《万历琼州府志》认为陈孚尝从宋贯之学，道光《广东通志》同样认为：“陈孚，琼山人，从太守建阳宋公贯之学得官以归，自是琼人始喜习进士业，近岁有数人得进士出身自孚始也。”那么陈孚学于是“宋贯之”还是“宋守之”？按：《明一统志》载“宋守之，庆历间知琼州，教诸生读五经于先圣庙，建尊儒亭，暇日躬自讲授，由是州人始知向学。”雍正七年（1729）两广总督郝玉麟奉命纂修《广东通志》，记述宋庆历年间任琼州知府：“教诸生读五经，于先圣庙建尊儒阁，暇日亲为讲授，置学田以资膏火。由是州人始知好学。”而在当时还有宋贯之。宋咸（995～?），字贯之，福建建阳人，南唐宰相宋齐丘之族，北宋天圣二年（1024）宋郊榜进士。庆历元年（1041），以太常博士知琼州，《宋史翼》云：“琼僻在海外，旧未置学，咸奏请设学赐经史，以变夷风。”同样《记纂渊海》记述：“陈孚从宋公贯之学，郡人得进士出身自孚始”。可见在明代很难证实陈孚学于是“宋贯之”还是“宋守之”。所以，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证实陈孚从学于“宋守之”还是“宋贯之”，不如按照唐胄的表述，以阙疑的态度对待。

当然，《正德琼台志》也非无误，如《正德琼台志》载入“隐逸”：黎子云，儋州人，世居城东二里许。昆仲贫而好学，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潇洒。苏轼雅敬礼之，每与载酒过从，请益问奇，日相亲炙。东坡歌曰：“寂寞两黎生，食寀真瞿儒。”又葛方立诗：“诸黎善善君子类。”而《万历琼州府志》载入“隐逸”：黎子云，儋州人，世居城东二里许。昆仲贫而好学，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潇洒，苏轼雅敬礼之，每以载酒过从，请益问奇，日相亲炙。东坡歌曰：“寂寞两黎生，食寀真瞿儒。”又葛立方诗：“诸黎善善君子类。”欲辟举，固辞，优游田里，率乡人子弟以孝弟忠信，人多化之。寿八十余。那么是葛立方，还是葛方立？查，葛立方（?～1165年），字常之，江阴人，南宋著名文人。葛胜仲之子。绍兴八年成了进士，担任正字、校书郎、考功员外郎等职。官至吏部侍郎。因曾得罪秦桧，被逼退出官场。归休于吴兴汛金溪上。他“博极群书，以文章名一世”，曾著有《韵语阳秋》、《西畴笔耕》、《方舆别志》。《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评说，而葛方立无此人，从各个方面可见此处《正德琼台志》记载有误。

总之，《正德琼台志》作为海南方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志书，其学术价值不容否定。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其学术贡献、彰显其学术地位，这才是对先贤硕儒的最好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