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逸民

 

提要：自秦汉以来，安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被纳入中华文化圈内，和中国关系非同寻常。尤其在明朝确立了朝贡关系，每次安南朝贡，明政府都给予了大量赏赐，为安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安南则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对于明朝时而臣服，时而对抗。当其内部统一、国境安全，则表现为蔑视中国，侵略中国边境；当其内忧外患时，则表现为亲近中国，依靠中国强大的力量，以求境土安全，一切均视其国内情况而定。对于安南的实用主义，明政府也有头脑发热的时候。嘉靖时期。世宗以安南“叛迹昭然”，准备南征。唐胄及部分官员，针对明朝当时的情况，提出了罢征安南的建议，避免了一场战争，乃是一种利国、利民、务实的外交政策。其条陈不可征之理由有七，切于事理，兵部请从其议。

关键词：安南；唐胄；《谏讨安南疏》

 

秦汉以来，随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周围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南亚等小国由于仰慕中华文明，逐渐被纳入到这一文化圈内。他们文化上学习中国，经济上通过朝贡等方式取得大批赏赐，政治上却经常对抗中国。明代，日本的倭寇之患，安南和明朝的战争等都要求明朝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应该有除“羁縻”和“武力征剿”之外的更多策略，不能一味地“泽被远人”。

一、中国汉族封建王朝的华夷观念及明朝对外基本政策

儒家思想从汉武帝开始，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世界大同”和“天下为公”。而“世界大同”和“天下为公”并非是一种地域概念，而是一种政治理念，是以天下苍生为念，非一家一姓，也非一国一族。对华夏的认同以礼作为标准，而非地域或血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意为诸侯如果放弃了华夏的礼仪，仿效夷狄的风俗，则变成了夷狄；夷狄如果按照华夏的礼仪，则变成了华夏。这是古代汉族封建王朝华夷观念一个显著的特点。

中国汉族封建王朝很少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国家进行主动攻击。民族政策上主张：“亲远人，则四方归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这些观念中可以看出，古代汉族封建王朝以道德和礼要求自己，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国家以礼相待，实行“德教之被于四海”的政策。四方小国尽可以沐浴在华夏王朝的恩德之中。明朝典型的朝贡贸易便是这一对外政策的最好体现。厚往薄来，致使很多小国争向和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不顾明王朝三年或几年一贡的规定，找各种借口来中国朝贡。安南在明初几乎每年都来（明王朝规定安南三年一贡），其目的是从明朝获得丰厚的物质赏赐和政治资本，并非真心地奉明朝为天朝上国。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王土”，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直到四周受山海阻隔，山海以外的“王土”就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这一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只不过是满足自大和虚荣心的一种表现。“天子”当然要统帅“天下”，而“天下”、“王土”更多的是政治意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人皆为“王臣”，那么就要给予同等的关怀。这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泛爱的思想。大爱无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博大的内涵和中华民族迫求和谐、友好的思想，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给予同等的爱。可是明代封建制度日薄西山，周围国家自主意识增强，不断挑战天朝大国。这种爱便成了一种泛滥。武力征剿由于地理等主客现因素而难以奏效，一味的羁縻又让安南更加蔑视中国。

二、嘉靖以前明朝与安南的关系

明朝建立之初，对于安南等小国，太祖允其朝贡，都给予丰厚的回报，并告诫大臣不可无故发动战争，以维护边境安宁，造福华夷。“海外蛮夷之国有为害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可以看出，明太祖的主张是在保证强大武力威慑前提下的羁縻政策。只要小国不主动挑起争端，兴兵作乱，中国则不可无故发动战争。并举隋炀帝征讨琉球的例子，杀戮甚众，虽得其地，徒慕虚名，自弊中土。即使是安南侵犯广西思明少数民族地区，太祖仍加以容忍。

自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自永乐四年至永乐末年，明朝和安南一直战火不断。战争的原因主要有：

1.安南的“陈黎之乱”

洪武二年，安南王陈日煃向明朝请封，是为明之藩属国。安南国内政局一直不稳，先是安南王日煃被叔父杀死，后相国黎季犛废其主炜，寻弑之，建文元年杀日焜，再杀日焜子颙，“三弑而立”。大杀陈氏后人，立其子，自称太上皇，并欺蒙成祖。后真相查明，季犛又诡计杀掉明朝派兵护送回国的陈氏后人陈天平，致使明军损失近千人。成祖大怒，黎氏“三弑而立”的事实与明朝“力求陈氏之后”为王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要符合明政府的正统主义就意味着剥夺黎氏的统治权，这也是黎氏所不能答应的。

2.安南挑起边衅

“广西思明土官诉安南犯境，安南亦诉思明扰边。帝移檄数其奸诳罪，敕守臣勿纳使，炜惧，遣使谢罪”。土官黄成将此事上告明王朝，并要求归还被安南侵占的五县。太祖本着“羁縻”方针，息事宁人。《明史》载：“帝知其必不还，乃曰‘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姑俟之。’”安南为明之属国，而数次欺骗明朝，攻掠州县，蔑视中国政府。黎氏以为成祖也会像太祖一样容忍安南，其不知明朝经过几十年的恢复，有足够的实力应对边衅。

从永乐四年起，明朝派兵征讨安南，推翻了黎氏政权。可是利令智昏的明政府却没有实现其出师时的承诺“恢复陈氏政权”，而是设州置县，将安南纳入明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陈氏虽然懦弱，然而颇得人心，陈氏当政也符合安南人的正统观念。部分明朝官员贪暴，彼此关系难以协调，所以明的直接统治不能为安南人所容，于是叛乱四起，明朝疲于应付，战火多年不息，深陷安南战争的泥淖，结果劳民伤财，兵败将亡，损失惨重，不可收拾。加上同蒙古的战争，山东唐赛儿起义。明朝要在三条战线上作战，疲于应付。大学士杨士奇认为中国之祸在北不在南，宣宗终于下了放弃安南的决心。安南战争也最终证明了在当时交通不便，北受蒙古威胁的情况下明朝政府无力统治安南。

战、抚两手都不能很好奏效，安南对待明朝却依旧是实用主义，明政府该如何对待安南？

三、唐胄的《谏讨安南疏》述评

嘉靖十五年（1536），安南内乱，20年不朝贡。作为天朝上国，明王朝认为自己的虚荣受到挑战，“帝以安南叛迹昭然……命（礼官夏）言会兵部议征讨。”并下令四川、贵州、湖广、福建、江西守臣预备兵食，备征调。战争机器已经启动，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嘉靖帝以藩王入继大统，初期锐意求治，武宗留下的积弊有所好转。但是好景不长，爱慕虚荣的世宗即位不久就挑起了大礼议之争，一些坚持原则的大臣受到打击，迎合世宗的人得到重用，朝臣严重对立。且嘉靖刚愎自用，迷信方术，奢求长生，30年不朝，晚年时期海瑞对其批评可谓针针见血。单从世宗发动战争的原因看：一是安南内乱，弑主夺位时有发生。二是20年不贡，蔑视天朝，“叛迹昭然”。可见其贪慕虚荣，与隋炀帝征琉球如出一辙，不惜倾其南半中国之力发动对安南的战争，一些欲得到世宗青睐的官员极力迎合，鼓动出兵。明朝自嘉靖时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内是大臣党争迭起和宦官专权，外是倭寇之患和蒙古的威胁等。战端一开，定是人民遭殃，损兵折将。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上疏请求罢兵，遭到世宗的责罚，“独侍郎潘珍持不可，抗疏切谏。帝怒褫其职，两广总督潘旦亦驰书请停前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唐胄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疏，请求罢兵。这就是影响极大的《谏讨安南疏》条陈七事，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因素，指出了朝廷患在内而不在外，这一务实的外交思想有利于两国人民，最终促使世宗罢南征之师。其《谏讨安南疏》内容如下：

古帝王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训。一也。

太宗既灭黎季犛，求陈氏后不得，始郡县之，后兵连不解，仁庙每以为恨，章皇帝成先志，弃而不守，今日当率循。二也。

外夷分争，中国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由承美杨、延势吴、昌岌丁、部领黎、桓李、公蕴陈、日熙七姓，迭兴迭废，而岭南外警遂稀，今外夷分争不当问，奈何殃赤子，以威小丑，割心腹以补四肢，无益有害。三也。

若谓中国近境，宜乘乱取之，臣考马援南征，深历浪泊，士卒死亡及半，所立铜柱为汉极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虽尝平之，然屡服屡叛，中国士马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竭二十年之财力，仅得数十县之虚名，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宪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为鉴也。四也。

外邦入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足其国，故今兵虽乱，尚累累奉表笺，具方物，款关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贡不得，非抗不贡也，以此责之词不顺。五也。

兴师则需饷，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频兴，所在军需，悉输将作，兴师数十万，何以给之。六也。

然臣所忧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诏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辽之役始；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藩篱，北顾方殷，更起南征之役，脱有不测，谁任其咎。七也。

其实应该还有一条，就是结尾所说：“今且令严兵待发之诏初下，而征求骚扰之害已形，是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章下兵部，请从其议。”

从上文可见，唐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其理由：

(一) 征讨安南不合祖训

中国传统的治夷政策是通过修德以来之，而非武力征剿，明太祖也有不可辄自兴兵之训。当然唐胄主张遵守祖训不是泥古不化，而是从国内情况出发，得出不可征之理由。太祖不征是因为中国当时还在进行统一战争。唐胄引祖训以增强说服力，嘉靖为虚荣而征安南，劳民伤财同样不可取。（条一）

（二）国内情况

当时国内并不安宁，四川的采木之役，贵州的凯口之乱，田州岑猛起义，耗费了大量财力，加上明王朝大兴土木，财政拮据，一旦出兵，数十万士兵将给养困难，士兵饿着肚子怎么打仗？且蒙古南下河套，威胁明朝北部边防，有史以来北部的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明王朝又将在三条战线上作战。比较一下，嘉靖帝雄才大略远不如成祖；政治稳定、清明也不如成祖时期，嘉靖时期官员贪腐成风；成祖的将帅经过了“靖难之役”的洗礼，大战经验丰富，军事才能卓著；嘉靖时期，武备松弛，边卒屡叛，不如成祖治军有方，士兵战斗力强，加上东南倭寇，嘉靖面对的情况比成祖要糟糕得多。当时加强北部边防、稳定国内才是当务之急，征讨安南实是本末倒置。（条六、条七）

(三) 历史教训

成功的远征，如马援南征，士卒死亡过半。成祖虽尝平之，然耗费中国土马物故者，以数万计，竭二十年之财力，仅得数十县之虚名，且屡服屡叛。成祖引以为恨，最后不得不弃守安南。失败的远征，如宋太宗、神宗、元宪宗、世祖朝故事。每次大的兴兵都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唐之衰因南诏之役，宋则因为神宗伐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征实在不可轻启。（条二、条四、条七）

(四) 师出无名

成祖出师是因为黎氏篡权，进攻思明府，且袭杀明军。成祖打着恢复安南陈氏政权的旗号，得到安南人民的支持。嘉靖则因安南内乱，久不朝贡，而乱扣罪名“叛迹昭然”，况且安南不是不贡，而是欲贡无门。以这种理由发动战争，实在滑天下之大稽，将大失人心，人心向背是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安南国内对明朝将出兵的反应情况不可知，明朝国内已是“征求骚扰之害已形”。南征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将遭到人民的反抗。（条五）

(五) 从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

安南则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对于明朝时而臣服，时而对抗。当其内部统一，国境安全，则表现为蔑视中国，侵略中国边境；当其内忧外患时，则表现为亲近中国，依靠中国强大的力量，以求境土安全，一切均视其国内情况而定。嘉靖时期，正值安南内乱，有利于明朝边境的安全和稳固，明政府可以减少军备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纷争的双方也想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有利于明朝对藩属国的控制。当然，这和传统的“泽被四海”、“亲远人”思想不太一致，但是边境战争的减少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安定，彼此可以全力处理国内矛盾。对于安南等国，一个强大而稳定又友好的邻国对本国的发展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由此看来，对外政策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置自己国家利益于不顾，割心腹以补四肢。（条三）

四、安南对明朝的实用主义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主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让我们从安南的角度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安南自10世纪争取独立，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以儒家学说建设国家，其官制、礼教均以中国为依据。至李朝太宗时期，更是建立文庙，奉祀孔子为先贤。仁宗时期开科取士，选拔文学之士入朝为官，又设国子监，延请文学之士任教。永乐年间遣监生颁赐《五经四书礼性大全》、《孝顺事实》等书于各府州县学校，对当地儒学教育影响至深。文化上学习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政治上对中国有所谴责。随着国家自主意识的增强，安南也自称其为“中国”，并对四周少数民族称“夷”。安南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外记全书·序》中谈到编纂动机时说：“大越居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乃天启真主也，所以与北朝各帝一方焉。”吴士连的《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中说：

一、北朝历代主皆书帝，与我各帝一方也。

二、凡我越人愤北人侵暴，因人心甚恶，攻杀郡守以自立，皆书起兵称国，不幸而败之者，亦书起兵以予之。

三、陈末二胡之后，明人并据凡二十年，……我朝太祖高皇帝起义兵，故不以属明书，正国统也。

《大越史记全书》有“胡氏杀陈顺宗而篡其国，……国人诛之不克，邻人诛之可也；邻人诛之不克，夷狄诛之可也；故夫明人得以诛之也，至于假仁义，荼毒生灵，则一残贼尔。故我太祖高皇帝又得以诛之。”从以上这些条文中也可看出，安南对明朝用兵本国极力排斥，书其始祖出于神农之后，目的是以本国为正统，和中国南北并立。称明朝为“贼”、“夷狄”、“北寇”，可见其对于明朝的“恩泽”全不领情。自称“中国”其目的是抬高自己的地位，否认明朝的天朝和政治核心地位，以摆脱其藩属国的地位，并窃取“中国”的概念。可见安南人心中明朝是一个什么形象。

那么，安南人为什么还积极地向明王朝朝贡呢？不同时期还愿意作为明朝的属国？其实唐胄对安南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足其国。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嘴脸。用很少的朝贡换取中原王朝的大批回赠，以足其国，谋求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朝贡贸易又满足了中国天朝大国的虚荣，并沉浸于自己编制的迷梦中不愿醒来，完全一副富人嘴脸，用人民的辛勤劳动的财富去强壮一个貌合神离的所谓邻邦。安南则可以利用中国的赏赐走出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

小结

唐胄的外交思想既不同于太祖的一味的“羁縻”，是在综合考量、对安南人清醒的认识的情况下做出的主动罢兵选择，不再把安南扛在中国的肩上，也不同于传统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胄的天下观是首先致力于本国的发展，有区别的“泽被天下”，在以往的思想上发展而来，更灵活，更务实，逐渐走出天朝大国的迷梦，不再一厢情愿地自欺欺人。当今中国发展迅速，政治稳定，惠及四邻，依然主张“和合思想”、“中外一体，天下一家”。中国和周围的国家已不再是藩属关系，各自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冲突和斗争不可避免，只有拥有强大的武装、灵活的外交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和合思想”，不再做天朝大国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