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始于明嘉靖朝。“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
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
从海防的定义看，一般是指“防御从海上入侵的敌
人，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海洋权益
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措施和斗争”。也就是说，

海防的内涵既包含军事上的安全防

卫，也包含文化外交上的策略与措施。四周环海的海
南地处海防前线，明代海南人对海防有着怎样的观
念呢？代表人物当属曾经为越南征讨问题直接上疏
嘉靖皇帝的唐胄。唐胄（1471-1539），海南琼山攀丹
村人，罢官闲居海南 20 年，编撰了目前所见最早一
本海南地方志—— — 《琼台志》，这本地方志鲜明地体
现唐胄的海洋观念，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唐胄对海南港口、海岸、航线的认识较为
准确清晰。《琼台志》专门单列一章“海道篇”，分海
境、海防、海寇、番方四个部分。正如著者在前言中所
说， “海道篇”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海防的需要： “郡界
海外，接诸番，时有扬帆之警，我高皇帝所谓必加严
备，乃无警于民者也。今著为《海道篇》，使守疆者知
所慎。”唐胄在《琼台志》中描绘了海南港口的空
间位置。从方志记载可见，明代海南的港口已较为完
备，从本岛各港的航线里程看，可以分为东西两条水
路，东部沿线各港有铺前港、清澜港、调懒港、博鳌
港、莲塘港、李村港和临川港， “郡东水路半日至文昌
铺前港，半日至清澜港，日志会同调懒港，半日至乐
会博敖港，半日至万州莲塘港，日至南山李村港，日
半至崖之临川港”。西部沿线各港有东水港、博浦港、
洋浦港、乌泥港、抱罗港、保平港，这些港口距离海口
港均为半日至一日里程： “西水路半日至澄迈东水
港，半日至临高博浦港，日至儋州洋浦港，日至昌化
乌泥港，日至感恩抱罗港，日至崖之保平港。”这为我
们追溯海南的港口历史提供了史料基础。
《琼台志》对海南四周航线记载十分完备。首先
它记载了琼州海峡众多的渡口， “北自徐闻抵琼必渡
海，有海安、踏磊、冠头、那黄、老鸦洲、车仑等渡”；其
次对琼岛东北部、西部、南部的海航线路也记载清
晰， “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长沙万里石塘，
南海 瞭 望
OBSERV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11
2015.5 THENEW ORIENT
1992 年 1 月
创 刊
2015 年第 5 期
总第 215 期
东北远接广东、闽、浙，近至钦、廉、高、化”。同时，也
记载了当时的海上交通已初具规模， “开洋四日到广
州，九日夜达福建，十五日至浙江”。再次，对海外航
道的时速计算也十分明确， “崖之南，二日接占城外
番”。
第二， 《琼台志》对于历代海盗犯边的历史记载
十分清晰。《明会典》对宋以来中国的海军建制有如
下总结： “天下镇守凡二十一处，广东曰备倭巡视海
道副使、备倭都指挥，各一员。”而宋代以来倭寇进犯
海南岛的次数约有 20 次。宋代海盗十分猖獗，方志
引述了咸淳三年发生在海南较大的一次海寇事件：
“咸淳三年，海盗陈公甫、陈公发窃据临川港，自驾双
龙大船，衣服、器用逾法越制，大书榜文，自号三巴大
王，睥睨军印，占本军五十余户。远而漳、恩、广，近而
钦、廉、雷、化，海岸居民岁掠数百人入外番交易，沿
海居民无宁岁。至十年，我军逆战，明甫遁占城入交
趾，复还南宁军。”
［ 6 ］ 469 陈公甫、陈公发以海南崖州临
川港为据点横行沿海居然持续了八年之久，可见当
时的统治者对倭寇犯边是无能为力、疏于管控的。到
了明代，随着海防体系的建立和海上作战能力的增
强，朝廷抵御海盗入侵的能力显然大大增强。“正德
十二年二月，倭寇登临高石牌、白庙等村岸，烧劫民
舍。指挥徐爵统领官军及报效义勇军民船只，追至白
浦大洋，合前所百户刘恩，坐督南头宋文瑞船，与贼
大敌。贼败，溺死无数。斩获贼级一十五颗，船四只，
夺回被掳男子五名。”
［ 6 ］ 540
第三，唐胄在《琼台志》还对海洋生物资源、海洋
庙宇、宗教信仰进行了详实的记载。如《琼台志》卷二
十六中记载了十所天妃庙（分布在琼山、澄迈、临高、
文昌、会同、昌化、万州、陵水、崖州、感恩十个县）的
方位、来源、捐建者以及变迁的情况，充分显示了修
志者具有较强的海洋文化意识，对海洋信仰习俗给
予了高度的关注。
唐胄在嘉靖朝升任户部左侍郎时，发生了一件
大事。当时朝廷准备攻打安南（即越南），礼部和兵部
提出出兵安南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安南废贡；二是国
内分争以肆割据。采取的具体动作是： “先选差锦衣
卫职官勘实久不入贡缘由，并见今篡主夺国罪人名
姓，一面整兵待报而发。”唐胄深入思考后，感觉此次
发兵事关重大，毅然上疏阻止嘉靖皇帝出兵。他说：
“以臣愚见，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之修贡，其事甚
易，非但兵不必备，虽勘官亦不须遣。若必伐而乘隙
于不贡，则关系颇大，非但此未可轻举也。”紧接着，
唐胄从历史、地理、文化、现实财力等多方面提出不
能攻打安南的七条理由，力主和平解决安南问题。这
七条理由的提出，不是简单地讨论“打还是不打”的
问题，其中关涉对中越历史的深刻分析，也说明唐胄
十分了解中越地理环境和明朝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这是综合了多种因素后作出的判断，反映了唐胄深
思熟虑的个性，也体现了他对于南海周边国家和平
外交的远见卓识。